－－写在许宝騄先生诞生九十周年－－

胡迪鹤

武汉大学教授

（一）听鹂馆庆五十大寿

1959年的一个中秋季节，1958年的大跃进已过，1960年的新高潮未来，正值许先生五十大寿。教研室同仁们议论，先生一向深居简出，何不借此机会，请先生出门走走。一则有利于先生的心身健康，二则聊表我等的敬意。遂议定不惊动领导，用《红楼梦》中“凑份子”的方式为先生祝寿。每人多则十元，少则二元，凑得百多元款项，在颐和园中的听鹂馆，预订酒席两桌，为先生祝寿。

中秋时节的北京，特别是颐和园，正是海棠结子，绵桂飘香的宜人季节。下午四时许，许先生与几位教授乘小车来到颐和园。当年的颐和园，绝无当今红男绿女摩肩接踵之拥挤。更兼当日并非周日，园内十分清幽。由于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即，园内繁花似锦，建筑油漆一新，长廊壁画，也由工艺美术师重新描绘。先生入园以后，兴致颇高，漫步长廊，点评壁画。廊上壁画，大多“三国”、“水浒”、“西厢”、“红楼”之故事。

五时左右，进听鹂馆入席。上首一席，除寿星许先生以外，有中科院数学所华罗庚先生、王寿仁先生；还有北大数学系江泽涵、段学复、程民德、廖山涛、江泽培等诸先生。下首一席，坐我等小字辈人物。记得师兄张尧庭、卢崇飞等亦入此席。

寿宴之间，并无繁文褥礼，套话官腔。纯系至亲好友，家庭便宴。气氛甚为宽松和谐，典雅温馨。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先生致简短祝词之后，即随意交谈吃喝。

记得华先生曾当场赋诗一首，可惜未曾实录，年深月久，也就忘却了。王先生常常妙语连珠，给宴会气氛增色不少。他发布一条“独家新闻”：“许先生多才多艺，对昆曲颇有研究，年青时还粉墨登场过呢！请许先生唱一支。”许先生笑而不语。廖先生话语不多，只给许先生敬酒一次而已。宴至半酣，突起高潮，某公提议，请张师兄献舞一支为贺。张兄亦不固辞，慨然应诺，翩翩起舞。张兄舞姿，博得个满堂彩，许先生亦兴致大增。寿宴至落暮方散。

我跟许先生学习十余年，记得这是唯一一次陪许先生离北大燕园外出。因此印象至深。

（二）落实12年科研远景规划

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研究规划――12年远景规划。规划中确定数学研究的三个重点方向：计算数学；微分方程；概率统计。为了落实这一规划，在许先生的领导下，对概率统计的发展采取了下列积极措施。

（1）集中力量，培养人才

1956年秋，国家把中科院数学所的王寿仁、张里千先生，中山大学的郑曾同、梁之舜先生请到北大，再从北大选择30多名员工、中山大学与南开大学各抽调10名员工到北大集中培养（这时江泽培、胡国定、王梓坤诸先生尚在苏联留学未归）。同时，全国各重点综合大学也选派部分进修教师来北大。许先生亲自主持“极限理论”讨论班。后来陆续给这一第一批员工授课的内容，不少来自此讨论班的内容。这是我国第一批培养的为数很可观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人才。作者系当年员工之一。

（2）延聘外籍专家来华讲学

从1957年到1958年，先后来北大讲学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专家有：波兰的菲茨教授，他讲授统计分析；波兰的乌尔巴尼克教授，他讲授广义随机过程；苏联的邓肯教授，他讲马氏过程。许先生亲自与这些专家共同制定讲学计划，帮助青年人消化整理专家们的讲学内容。

（3）引进教材，更新教学内容

五十年代，我国采用的概率论教材，多为苏联数学家格涅坚科所写的“概率论教程”（丁寿田译）。此书作为教材并不十分理想。许先生建议在无力自编好教材的情况下，可先翻译一些外国（包括西方国家）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以应急需。当时W.Feller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出版不久。许先生建议我与另一教师试译。1958年动笔，1959年脱稿。译稿送请许先生审订。许先生逐字逐句审阅。其中有三点给我印象极深，至今难忘。一、原言语中有好几处的“Now”，在译文中都翻成“现在”。许先生很严肃的批评我：学外语不查字典怎么行？两种不同的语  言，其辞汇之间不可能存在数学中的一一对应。你只知道“Now”可以当“现在”用，就不知道“Now”在叙述句中可以当“于是”、“然后”用。这样硬译怎么行！二、我在译文中用到转接词“然而”，在“然而”之前用了句号。许先生看到此处，批曰：“不看上文，就知此处句号用错了。转接词“然而”之前，只能用逗号。”三、对我翻译得较好的章节，又充分予以肯定。译稿批文上还有“此译稿第九章――随机变量译得不错，既是意译，又不失原意。”许先生对一位毛头小子的试笔之作，尚如此认真，其学风之严谨可想而知。

许先生倡导的上述三项措施，在建国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发展的初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三）从理论联系实际到马氏过程讨论班

1958年“大跃进”的风暴，很快就刮进了北大燕园。其影响之一，便是“停课闹革命”，低年级的大员工编大学教材，高年级的大员工与部分教师搞“理论联系实际”。记得我与函数论的几位教师和几位四年级的员工分在一组，组成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小组。积极向有关的应用研究机构与一些企、事业单位了解有何数学问题。奔跑了一两个月，终于选定了北京市电话局西单分局作我们组的联系实际的基地。在此呆了一个多月，其间与电话局的工程师们也讨论过几次。发现他们关心的一个技术问题是：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如何提高“通话率”。许先生由于身体不好，已多年不轻易外出了，但他仍很关心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成果”。我只得实言相告：我们这几个青年教师和同学，既无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无实际工作经验，才只两三个月的功夫，并无多少成果。许先生沉思片刻说：“我建议你们学点理论吧，欣钦写过一本专著，题名《公用事业理论的数学方法》，张里千等翻译的，读读或许有帮助。”欣钦是苏联著名数学家，该书还获得过斯大林奖，确实是一本好书。

入秋以后，由于台海局势紧张，“理论联系实际”的活动变成了“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许先生倒还清静，既不必花很多时间指导青年人，又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可以安心在他的“佟府8丙号”（坐落在北大西校门内的一室一厅的小平房）潜心研究。许先生到是真正的“大跃进”了。

1959年春，北大校园恢复了昔日最高学府的常态。各项教学科研活动正常开展起来了。这时许先生领导我们搞了一个“马氏过程讨论班”。与其说是讨论班，还不如说是许先生给我们系统讲授马氏过程的一些最新结果，并把我们引导到研究的前沿，因为讨论班几乎是许先生一人主讲。讨论班上讲授的内容，正是我们在“大跃进”时，许先生在家中研究和整理的材料。内容有两部分：一为可数状态的时齐的马氏过程的分析理论；二为马氏过程在一些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主要是在排队论中的应用。这第二部分内容，是根据我们1958年夏从电话局带回的实际问题而准备的。

许先生有极为深厚的矩阵论的功底。在这个讨论班上，许先生的矩阵论的技巧，得到了淋沥尽至的发挥，因为可数状态的时齐的马氏过程的分析理论，如果抛开概率背景，完全可以从一个带有连续参数的可数无穷阶的非负实值矩阵出发来进行研究。正是这个讨论班，用一两年的功夫，把我（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员工）带到了纯间断马氏过程理论研究的前沿。后来，我为北大数学系56级与其后的年级的概率论专门化的员工讲授的两个课程：“马氏过程”和“排队论”，其主要内容，均采自此讨论班的内容及欣钦的专著《公用事业理论的数学方法》。

在此讨论班上，许先生经常批评我们把他看成“神”而不是看成“人”。意思是说，我们不与他争辩，不与他讨论，不提自己的看法，只是作为听众来参加讨论班。他常常提醒我们：任何人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有片面性的，讨论班就是要讨论。后来我主持讨论班时，看到一些年青人也和我当年一样，我才领会到当年许先生对我的批评的意义。

（四）办刊物，几度筹划几度空

自1960年秋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生活异常艰苦，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然而我们的学术活动却很活跃，原因之一就是，这段时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各种会议和政治学习比较少。北大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除江泽培先生领导一个平稳过程讨论班以外，许先生亲自领导两个讨论班：极限理论与马氏过程讨论班；数理统计讨论班。在1956年和1959年两个准备阶段的基础上，通过1960年以后的三年努力，北大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的一批青年人已先后逐步成长起来，获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当时全国性的数学刊物极少，除了《中国科学》、《数学学报》、《数学进展》等刊物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全国性的数学方面的学术刊物，而年青人的作品要挤进这些刊物亦非易事。在这种背景下，许先生几次跟我们谈起要办概率统计方面的学术刊物。他认为这有几大好处：一可发现人材；二可培养人材；三可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这确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要办刊物，第一要钱，第二要人，第三要稿源，而最重要的是争取领导的支持。钱，许先生准备从他的积蓄及每月的工资中抽取一部分来资助；人，包括编委会及编辑部人选，许先生亦有初步考虑；稿源估计亦无大问题，因为当时国内数学刊物极少，而向国外投稿又几乎不可能，随着年青人逐步成长，稿源会不断充实的。关键是争取领导的支持，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创办一份刊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要争取领导的支持，特别是有关的出版部门的领导的支持，非得一位干员向领导陈明利弊得失不可。可惜当时竟难以找出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所以办刊物之事，结局是：几度筹划几度空，好事终难成。

（五）最后一面

1969年一个深秋的下午，北大南校门内的马路两旁的洋槐在西风中瑟瑟颤抖，落叶成阵，行人稀少。就在16斋与17斋转角处的水泥地上，坐着一位枯瘦的老人。我近前一看，竟是许先生。他坐一方小棉垫上，身旁放着一个空心草编的小篮子，小篮子里放着一个玻璃瓶。我知道这玻璃瓶是先生常年用来当作“密闭的小痰盂”的，那棉垫是因为先生太瘦，铺在沙发上防亘的，现在铺在水泥地上，不仅可以防亘，也可以防凉。

我问先生何往，答曰：“去接受教育！”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参加一个小型“批判会”，实则是“陪批”的。一位从北大佟府走到北大南校门都力不能支的病弱老人，一位终身独居，为国家的科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爱国者，一位享誉国内外的学术泰斗，仍难逃此劫难，实为我们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淫威下，我又能说什么呢？只有心在流泪而已。与先生告别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不期然，这次分别，竟成了我与先生之永诀。

1969年的初冬，林彪和“四人帮”派往清华和北大的那一对“金童玉女”，秉承他们主子的旨意，把清华和北大的大批教师和干部，赶往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劳动锻炼。我等自然是被赶者之一。鲤鱼洲是一个由抚河与鄱阳湖环绕的半岛，人烟稀少，几乎与世隔绝。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文件，“斗私批修”。

1971年春天，由北大校本部来鲤鱼洲的一位教师告诉我：“许宝騄先生1970年冬天已经去世。去世时，身边无一亲朋好友。”听后良久，我才说出一个“哦”字。一种透骨的悲凉，堵在我的心头，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代宗师，竟这样走完他的人生之旅。先生虽然早年患过肺结核和胃病，但这些均非不治之症，更何况50年代末已治癒。若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先生何至英年早逝，六十而亡。写到此处，我不知这篇短文是对先生九十华诞的纪念抑或是迟到的悼文，或许是兼而有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