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此文是从传记“J.Neyman”一书的中译本《耐曼》中摘录下来的几段组成。标题是我们加的。郑忠国同志在各段后加了注，以便读者了解当时的背景。该书是著名传记作家C.Reid所著，姚慕生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87)。耐曼(Neyman)是著名统计学大师，在其一生中，与许宝騄相遇两次。1936-1938年，在英国大学公司时，耐曼是许的老师。他后来称许是他最好的员工。1945-1947年，许先生去美国时，他们又相遇了。从下文可以看出，耐曼对许先生十分器重。围绕许先生在美的两年，可以说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从《耐曼》一书引述的几段，可见许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

 

    这一时期，大西洋两岸书信频繁。大学公司的生活一如往常：讲课，听课，考试，通过毕业论文。

那时耐曼最优秀的员工是中国人许宝騄（Hsu Pao Lu）即 P·L·许。（耐曼用一个波兰短语向我称赞了许，这个短语他译成英文就成了“请坐！”，他微微欠身用手致意地表示了一下。) 然而一个加拿大员工，昆虫学家杰弗里·比尔（Geoffrey Beall）无意中使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科学结论。比尔在处理与杀虫药剂的现场试验有关的问题时试图利用泊松分布但没有成功，他来请教耐曼。耐曼问了他一些问题，他解释了飞蛾怎样按不同的大小片块产卵，由此孵化出幼虫，然后爬出去寻找食物。耐曼从比尔的这些描述中受到启发，得到了“传染分布”这一新的思想，他与“聚类”的数学模型有联系，以后他还要反复的用到它。

耐曼正在清理一九三七年写的许多研究论文；次年有九篇论文发表，这是他最多产的一年。论文“拟合良度的‘修匀’检验”是其中的一篇，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出了一种技巧，这种技巧最终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有关渐近理论的工作。这篇论文以纪念卡尔·皮尔逊为题，“是他，最早提出了拟合良度的问题，并最先去求解。”

（郑忠国注：《耐曼》第P224页上  这一段是Neyman对1936-1938在伦敦University College这一时期的回忆。此处提到“P·L·许是Neyman最好的员工。”这句话，钱敏平和我在访问Berkeley时，曾分别从不同场合听到Neyman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Neyman对许先生的最权威的评价，足以看出许先生在世界统计界的地位。)

 

对于耐曼个人来说，此时离开伯克利并非上策。耐曼夫人动了一次大手术刚刚出院，统计学的教学“一蹶不振”，陶罗兹·波恩斯坦的接替者还没有找到（好几次,耐曼问伊万思，让还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教高级课程是否“合法”）。英国又一次遭受着可怕的轰炸。希特勒亮出了讹诈已久的“秘密武器”——无人火箭，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并不像当时人们设想的那麽大。耐曼感到他已受到召唤，必须投身行动。伊万思支持他，敦促斯泼罗尔同意。

找一个适当的接班人的问题依然存在，耐曼始终认为，在战争时期坚持教育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显然已没有多余的老资格统计学家，但是在中国——

上一年，他收到过许宝騄一篇论文的抽印本。许宝騄于一九三九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离开剑桥，在巴黎阿达玛那儿待了一年，然后回到他的故土，在kaiyun体育官方网站担任统计学教授。照耐曼的看法，许宝騄的水平绝对可以与瓦尔特相媲美，他们是新一代数理统计学家中的两个佼佼者。

一九四四年夏，耐曼一直在为许宝騄的旅费问题伤脑筋。中国的形势一片混乱，天下三分，其一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其二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第三部分属于民族主义者。许宝騄在某处一个地窖里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工作居然能够印出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渴望到美国来。

耐曼第一脚踏上赴英的旅程，就给许宝騄发了一份电报，邀请他到伯克利来讲六个月课，并在来年担任一个收入有保证的职务。在许宝騄到达之前，耐曼的老朋友鲍耶将每星期从帕洛阿尔托来两天替耐曼上课，他在斯坦福大学有个并不合适的职位，仅是个副教授。

（郑忠国注：第283 页  这一段提到美国人才紧缺，Neyman培养的员工，一个个地被军方调走。在考虑接班人时，想到了他的员工许宝騄。）

学校预算委员会同意了最后的那个建议并表示相信让耐曼教授出任研究所所长会使他要求发展统计学的愿望以及要求与他的地位相称的自主权这一愿望得到满足。耐曼在给斯泼罗尔与伊万思的信中提出的其他要求，包括薪金问题，预算委员会认为可以做出安排使耐曼与校方都满意。

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耐曼正驱车奔驰在回来的途中。他在南方稍事停留去看望了在查佩尔希尔的郝泰林，又去看了许宝騄。他仍想劝许到伯克利或哥伦比亚去，可是他发现这位中国学者郁郁寡欢，他失恋了，一心想返回中国去。

（郑忠国注：第311页   此处讲Neyman访问Chapel Hill的一段插曲，他仍然抱着希望许宝騄返回Berkeley。但他发现许先生此时希望返回中国。）

大选将在三月三十一日举行，但耐曼马上就要到华盛顿去做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在一封匆忙写给伊万思的信中，他对在他离开期间统计学的教学与实验室的领导工作做了安排。他对许宝騄在他与郝泰林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期结束后到伯克利来供职一事特别关心。在一份单行空白打印的四页长的信中他又一次称赞了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已经得到了郝泰林的消息，郝泰林说他正打算秋天离开哥伦比亚到北卡罗来那大学去。（在那里他最终将领导一个独立的数理统计系，这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郝泰林说，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都希望得到许宝騄。

“我担心如果我们贻误时机，”耐曼警告伊万思说：“我们将得不到一位优秀的人才。”

当他飞抵奥马哈时，他变得烦躁起来。

“天气不错，我的座位也很好，可是我并不愉快。”他在飞机上给夫人写信道。

他的信东拉西扯，从实验用的甲虫，关于他“曾与欧里奇匆匆谈了十分钟”，一直到打听奥斯卡·朗的讲话在社会上可能引起的骚乱。朗现在正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他甚至想象西红柿和臭鸡蛋正在朝这位波兰新任驻美国大使身上扔去。他心中的第六个问题是讨论会的与会者在休息室喝咖啡的事情是否已经落实。

在华盛顿，他情绪沮丧地写信给勒曼道：

“讨论会似乎前景不妙。朗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他病了，不知为什麽我总是担心许宝騄博士会不来参加。我自己的论文是匆匆准备的。天知道会发生什麽意外。”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尽量把事情办好。”

到达首都后不几天，他收到了爱佛琳·费克斯小姐写来安慰他的信，耐曼夫人将他的信交给她看过了。一切都进展顺利，就是许宝騄宣布他在哥伦比亚学期结束后将随郝泰林去北卡罗来那大学这件事使大家感到遗憾。

远在大陆另一侧的耐曼陷入了忧郁之中：

   “唉！又是功亏一篑！”

   （郑忠国注：第294-295页，这一段描写Neyman在失去许宝騄时的心情。当时美国名大学争相邀请许先生去任教，Neyman当然希望许回到Berkeley。但最后，许先生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工作结束后跟着Hotelling到北卡去筹建统计系。Neyman哀叹，功亏一篑！）

一九四五年秋，耐曼盼望能回到教学和研究上来而不是陷身于事务之中。他热切的重新提出了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建立宏大的美国统计中心的任务。关于数学系内统计学的发展计划以及为了便于统计实验室与其他系合作的方案，这长长的公文送到了伊万思及其他系负责人的手里。

他建议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学年开设的十门统计学课程将由爱德华·巴朗金（从普林斯顿来到这里的新成员），马克·尤代，爱佛琳·费克斯，约翰·苟兰特（又一位新来者），欧里奇·勒曼，伊丽莎白·司各特以及耐曼与许宝騄执教。这些人除了后面两位以外，都还不曾获得博士学位。

耐曼因有许宝騄这样才华出众的数理统计学家在伯克利而感到高兴。因此，当他看到许宝騄在一张表中仅仅被称为统计学讲师后，便对这个“令人不快的错误”向斯泼罗尔提出了抗议。

他说：“有人也许会说在一张表格中怎麽称呼关系不大，但是既然写上了头衔就有其目的，否则写它做什麽。对许宝騄来说，在这样的失误中所受到的损害比美国人更多。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两所美国的重要大学邀请他来当访问教授，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事实上，要是那张表能真实的反映他的工作，那就好了，那样一份东西留在他家中，子孙后代看了也会感到自豪的。”

（郑忠国注：第291至292员上 （1946）这一段讲述许宝騄到达Berkeley后Neyman的心情，许宝騄当时是Neyman的得力助手。里面也提到一件令人不痛快的事情。）